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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知寒的博客

山东大学教授 墨家文化传人

 
 
 

日志

 
 
关于我

1946年参加革命,1948年入华东大学学习,翌年任华东空军司令部机械大队分队长,并成为中共党员。195O年因伤转业,任山东滋阳县文教助理员。1954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历尽磨难,九死一生。1962年回原籍,以医术义务为乡里服务。1978年,回母校任教。1988年离休。 1998年逝世。这是纪念张老先生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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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知寒先生在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的 附言   

2007-12-12 13:51:26|  分类: 序言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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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知寒先生在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的 附言

                                                                          张知寒

      敦老辞世,使我少了一位知己者,每逢思及,即悲痛无已!我曾想写部《刘敦愿先生传》作为我对他的纪年,不甚,为“二竖子”所扰,一时难以执笔。最近,同学们要为刘先生出本纪念文集,我也只能拿篇旧稿,聊作一瓣心香致祭于先生了。在此,我还想附上几句话,让同志们借以窥先生之为人。

    在山东大学的师友中,最了解我的莫过于先生,而对先生了解最深得也非我莫属。在此,写几点我们交往中的小事,供同志们参考。1954年夏,我考进山东大学历史系,听刘敦愿先生讲《考古通论》。课后,我即将王献唐先生赠给我的魏指针所写的《山东考古遗址调查记》(油印小册子)转送给刘先生参考。刘先生看后,很高兴。星期天,他邀我到他家吃便饭,从此,我们即建立了比师生更亲密的友谊关系。1955年暑假,我陪同刘敦愿先生拜访王献唐先生于济南。刘先生曾将它的论文呈王先生指正,王先生看后高兴得眉开眼笑,遂将山东的考古遗址及有关掌故,如数家珍一样,滔滔不绝,讲了两个多小时。在谈话中,王先生还顺便讲了一些我的家事:“我三十年代初到滕县(今滕州)发掘安上与曹王墓等遗址时,同往的有李济之、梁思永、董作宾等人,在滕县遇到许多不便,幸得知寒同志家的老人们协助,才得以胜利完成。李、梁、董等对知寒家里老人们的仗义行动,无不由衷敬佩。”由此,刘先生始知我们家早与考古学界有缘,即请王先生劝我学考古。当我们离开王先生时,他又慨然提出:“郑振铎部长来山东视察,明天我领你们去看看他……。”次日早8时,我们陪王先生去见郑部长。一进部长的房间门,王先生即大声喊道:“西諦!我领来山东学界的两位新秀给您认识认识……。”郑部长热情地接见了我们。在谈话中,郑部长对敦愿先生整理了丁先生的遗著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您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由此看出,献老与郑部长对敦愿先生,真可说是无比热爱的。

    1956年寒假,刘先生率汤继云、葛永康两位同学和我到滕县进行考古调查,并与我们全家共同欢度春节。我的老娘曾向刘先生详细地描述了我们的兴衰家世,刘先生听后很受感动。春天的一大早,刘先生即偕汤继云等于我老娘按当地的习俗拜年。刘先生这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仁者风度,曾受到滕县文教、卫生界人士的高度赞扬。

    在我毕业的前一年,献老与王众荦教授说:“等张知寒毕业之后叫他到我哪里去工作。”当时郭沫若院长也来信叫我到科学院考古所。刘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即请仲荦教授告诉我:“献老、郭老那里你都不要去了。我们请求学校领导留下你与敦愿同志一块搞考古。”我只好答应老师们对我的安排。不料,我遭人诬陷,被关进监狱。刘、王二位老师对我的推荐信,就成了他们莫大的罪状。因刘先生与我过从甚密,所以每次政治运动即遭到数不尽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尽管如此,先生对我的态度仍毫无改变。我结束教养后,准备到北京上诉。刘先生知道后,从仅有的20元钱中拿去18元给我作路费,当时先生家里生活十分困难,能支付我这么多钱上访实为难能。对此,我们全家无不心如篆,永怀不忘。

    刘先生不仅对学生关怀备至,而对友人也是一往情深。刘先生的老同学王昭善先生,承担墨子铜像的制作,刚塑完小稿,昭善先生即病逝了。刘先生认为:“墨子塑像应是昭善兄的不朽之作,是不能让它半途而废的。”遂邀李月华、仇志海等同志参与塑造,终于完成了。这才了却刘先生的一大心事。

    刘先生一直把学生的成就看成最大安慰。我陪刘先生到滕州参加墨子铜像揭幕典礼和墨学国际研讨会,当他看到18米高的墨子铜像已矗立在广场上,又看到富丽堂皇的墨子纪念馆和镶在主体楼上额20多块《墨子》刻石以及近200多块中外名人梯子碑廊,喜不自胜地对我说:“你用腿所写的墨子这篇大文章,与近现代专家用手写的墨学专著,可说具有同样的价值。两千多年来谁也没有给墨子盖一间小庙和立一尺高的小碑。你做的这些,不仅在墨学史上是空前的,就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是一大创举。你真不愧为墨子的好后学。我到这里看到你所作的一切,是我平生最大的快慰。”

    先生逝世的前一年,时时都有死亡的危险,但它所考虑的依然是别人而不是自己。他对我不止一次地提到:“我有几个心事,请你协助。第一件事:你曾参与创建山大考古专业,希望继续关心它。1978年以来留下的学生,多为精英,要好好扶植与培养他们。让他们更快地成熟起来,为考古学这门学科有所作为。第二件事:就是郑鹤声先生50年代初所写的《洪秀全全面考》的问题。当年郑先生遭到不合理的批判,你要找个合适的机会为郑先生鸣不平(可幸得是最近会有山大的青年学生将此写出文章)。第三件事:有些老先生的遗属,像李琼芳她们,都是吃过苦的好人,请注意关怀她们。第四件事:就是趁你方便,代我主持个宴会,招待一下关心我的亲友和同学们。”

    不必再写了,就凭以上这些,即可看出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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