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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知寒的博客

山东大学教授 墨家文化传人

 
 
 

日志

 
 
关于我

1946年参加革命,1948年入华东大学学习,翌年任华东空军司令部机械大队分队长,并成为中共党员。195O年因伤转业,任山东滋阳县文教助理员。1954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历尽磨难,九死一生。1962年回原籍,以医术义务为乡里服务。1978年,回母校任教。1988年离休。 1998年逝世。这是纪念张老先生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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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张知寒叔叔----刘陶  

2008-06-03 12:13:35|  分类: 朋友同学怀念张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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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中的张知寒叔叔

                                                                   刘陶

在父亲同事之中,来往最为密切的人,应该说就是张知寒叔叔了。他与父亲不仅是师生,而且是朋友,甚至更像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上世纪五十年代,张叔叔在青岛上学期间,就是我们家的常客,每当周日,家里人都盼着他来做客,尤其是我的哥哥和姐姐们,总喜欢让他讲故事,并乐此不疲地与他玩耍。张叔叔还经常带着哥哥和姐姐们去海边和栈桥游玩,家里有好多在青岛的合影照片都是张叔叔拍照的。平时父母都非常忙碌,很少陪孩子玩,可张叔叔的每次到来家里就像过节一般的热闹,的确给我们家增添了不少欢乐的气氛。

想当初,父亲与张叔叔在彼此教学相长的过程中,总是一起外出做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从此父亲与张叔叔及其家人都建立了浓厚的感情。张叔叔是一个有理想、有志气、有报负的年青人,本应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新一代的考古学者,他曾在其家乡滕县发现了岗上遗址和彩陶(实际比大汶口文化要早),从而引起世人的注目,就连郭沫若和王献堂等老一辈著名历史考古学家也都想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工作。可就在张叔叔曙光在望、前程似锦的毕业之际,风云突变,天降大难。一九五八年的某一天,我哥哥放学回家在山大校门中的宣传栏里看到两张告示:写的是张知寒是历史反革命,已被逮捕,开除其学籍;另一张写的是某些教师与张知寒交往过密,与其划不清界线,并点名批了父亲。当时家里人为此受到了很大的震惊和牵连。正因为父亲与张叔叔的这份特殊关系,所以他在山大多年一直受到省文管会的歧视,只允许搞文物调查,不允许做考古发掘。由于当时的政治运动所导致的错误斗争,张叔叔被人陷害,无辜打成反革命和右派,最后蹲监和劳教,直到遣返回乡进一步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判。非人的折磨和痛苦煎熬整整伴随着他达二十年之久。在此期间,张叔叔所遭受的精神打击和种种磨难,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对于张叔叔的过去,以前我知之甚少,有些事情是父亲和哥哥告诉我的,直到20多岁以后,才逐渐对张叔叔有了真正的了解。

一九五九年后山东大学开始迁往济南,我是年满周岁由家人抱着过来的,对青岛没有任何记忆。来济南后第一次见到张叔叔,是在文革初期的一个夏天。记得那天天气很热,我在院子里正在和几个小伙伴玩追逐游戏,这时看到一个农民模样的大叔过来,微笑地问道:“小朋友,你知道刘敦愿的家在哪里吗?”我爽快地回答:“就是我家,我带你去”。当我领着这位陌生人一进家门的时候,父母都在凝视着他,倾刻,父亲突然喊到:“是知寒啊,快进来,快进来。”然后紧接着关上门,闩紧门销,拉下窗帘,转身问道:“你怎么来了?”“我来看你们啊!”老朋友相聚既惊讶又高兴,这是张叔叔出狱后他们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阔别八年后的第一次见面。父母亲端茶倒水,洗菜做饭,热情接待这位远道而来的稀客。这些年来,虽然彼此都杳无音信,但彼此又都在牵挂着对方,而父母更加为张叔叔的命运担忧。此次重逢,有多少衷情和知心话要说啊,可这次见面的的气氛比较压抑和紧张,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初期,学校与知识分子也成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说话也就不得不格外小心和谨慎。当我们在一起吃午饭的时候,父亲还特意地叮嘱我你可不能对外人说啊,而我又好奇地问道:“为什么不能?”母亲说道:“小孩子不懂,但你必须听话。”对此事我当然是百思不得其解,搞不懂为何这般神秘,为何父母对这位我未曾见过的陌生人这么好,又为何不能对外说。他到底是什么人,他与我们家是什么关系?心里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可我却什么都不知道,从大人窃窃私语般的谈话中,我看见母亲在不断地提问,又在不断地伤心落泪,使我感受到就是因为“右派”和“帽子”这两个词,我不明白,但又觉得奇怪。我当时只知道佩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但不知道“右派”的标志是什么样子,特别是“右派”的那顶“帽子”又是什么样子。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哪里有卖的,始终搞不懂有些人为什么会戴上“帽子”,而又有些人会摘了“帽子”,觉得非常好玩。

那一次,张叔叔在我们家呆了一整天,直到晚上十点离开,他们无话不谈,但又说不尽,父母表现出对他那种无比同情、担忧和恋恋不舍的样子,让我更感到非常的神秘,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张叔叔是干什么的,但我肯定他必定是与我们家有着非同一般关系的人。最初我是比较警惕地注视着他,后来都熟了,和张叔叔有说有笑,并且他还给我买了两个大甜瓜,然后我大口大口地饱尝着这个难得的美味,心里甭提多高兴了,而且还盼着张叔叔以后多来我们家做客。

俗话说,“祸不单行,福不双至”,就在张叔叔离开我们家不久,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遍了整个神州大地,我母亲也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战斗洗礼”中遭受了很大的不幸。

母亲原来出身贫苦,外祖父是位铁路员工,早年曾参加过著名的“二·七”大罢工。抗战期间,母亲及兄姐妹六人一起跟着外祖父四处流亡逃难。母亲是一位心地善良并且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的家庭妇女,新中国成立后,她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积极要求进步,并多次申请入党,但纯真的愿望却又事与愿违。在轰轰烈烈的文革之中,有一次她在山大家属委员的“忆苦思甜”大会上,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和控诉国民党的反动派,并主动说明自己在解放前曾集体加入过三青团(在本人并不知道的情况下),母亲本想表述一下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和对毛主席的无限爱戴,然而不幸的是灾难正在一步步地向她逼近。记得有一天母亲被家属革委会的造反派们叫去提问,整整一天不让回家。我们四处寻找未果,后来有人送信,命令母亲必须隔离审查,晚上也不能回来。寒冬腊月外边正下着大雪,父亲派我给母亲送去了被褥等生活用品,此后在关押的两个月的时间里,母亲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最终被打成了不打自招的“历史特务”,逼迫她不仅要主动交代历史罪行,还要揭发和深挖特务组织及其同伙,后来接连不断地被批斗、被抄家、被侮辱和被毒打,在其地狱般的日子里,母亲被折磨地死去活来。同样的不公与遭遇,母亲与张叔叔比较相像,可谓是同命相怜。由于长期的思想压抑、精神痛苦以及疾病始终得不到有效治疗,到了文革后期,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最后患上了绝症。在母亲患病期间,张叔叔经常从家乡过来看望她,不仅带来一些补品,而且还亲自研制偏方,为母亲治病。姐弟俩每次相见,总是说长道短,张叔叔的帮助与鼓励,使母亲深受感动并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但终究在身体不断恶化的情况下,没等到改革开放的那一天,带着不解的迷惑含冤而去。

母亲走后不久,济南天气阴冷,正下着雨加雪。我和父亲刚吃过午饭,准备休息,突然听到当、当、当急促的敲门声,父亲很慌张,我急忙过去开门,一看原来是张叔叔。他一脸严肃,对父亲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然后走到母亲遗像前嚎啕大哭。张叔叔在父亲不断地劝说下才好不容易平静下来。过了一会儿,张叔叔突然站起来激动地说:“我愤恨这个不公的世道,她是一个多么善良、忠厚的老实人,竟然遭到如此的折磨和悲惨的结局,我为失去一位好姐姐而感到无比的痛心”。除了家里人,张叔叔是第一个或许也是唯一一个为我母亲不幸过早离世而悲伤落泪的人。

1978年,张叔叔历经坎坷与磨难,终于回到了与他阔别整整二十年的母校——山东大学,这是一个他非常向往而又不堪回首的地方。文革结束后,我们迎来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春天,一切冤假错案都开始得到了平反和纠正。当张叔叔回到山大历史系后,他下定决心,一切从头开始,自我更新与完善,以饱满的热忱和激昂的斗志,积极投入到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中。需要他做什么,他就任劳任怨地做什么,从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在师资缺乏并且许多课程开不起来的情况下,他勇挑重担,先后接任了《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史学史》和《中国历史文献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他那种孜孜不倦、教书育人的敬业精神,受到了师生们的广泛好评,并多次被评为全国、全省先进教师和优秀教师。

从张叔叔外表上一点也看不出曾经是一个受过大苦大难的人,我从未见过张叔叔有过愁眉苦脸的时候。不仅如此,而且他总是表现得那么的开朗、坚强和自信,平时我是最喜欢听张叔叔回忆往事和谈论历史,他确实是一个愈挫愈勇的硬汉子。有一次父亲曾对张叔叔说过:“既是封建社会害了你,又是封建社会救了你,如果是换成了我的话,或许早就死了。”的确如此,张叔叔在其过去几十年苦海余生中,他是以坚强的毅力忍辱负重地苦撑过来的。在被关进监狱和劳教养的过程中,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为了真理,宁死不屈;面对任何困难和痛苦甚至是死亡的威胁,他都临危不惧,决不低头。为此,不服管教的张叔叔差一点被枪毙。最后他们把不好定性的张叔叔遣返回乡务农,但还要他继续接受群众的监督与改造。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张叔叔受到了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强烈冲击。面对各种侮辱、歧视和迫害,他都泰然处之,既要无奈地忍受着,同时又要默默地反抗着。一方面他在刻苦学习中医,想方设法为百姓治病;另一方面他还著书立说,把宝贵的经验和思想留给后人。

长期以来,无论在什么样的的条件下,父亲始终都和张叔叔站在一起。父亲说过:“要问我为什么不与张知寒划清界线并与其来往?第一,张知寒善良、正直;第二,张知寒早年参加革命,为党和解放事业都做过贡献;第三,张知寒的爱人是革命的后代,穷苦人出身;第四,张知寒有许多亲戚是军人。为什么不能与他交往,又有什么过错?!我不害怕。”像他们这种经得起生死考验的师友情谊,是多么的可贵和令人钦敬。

由于张叔叔过去除精神上长期受折磨,再加上艰苦的生活、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以及严重的营养不良,身体遭受了很大的损害,最终导致了张叔叔身患肠癌、肺癌和肝癌等绝症,可张叔叔对所患恶疾十分藐视。他说:“肝癌号称是癌症之王,没什么了不起,我不信战胜不了它,我决不向这个可恶的二竖子屈服!”张叔叔以其惊人的毅力,忍受着巨大的病痛与癌魔展开顽强的抗争。他先后做过大大小小手术达四、五次之多,前胸后背布满了长短不一的刀口和逢线,有的刀口达一尺多,令人目不忍睹。他每次做完手术后,无法咽食吃饭,吃了吐,吐了再吃,就这样反反复复不停地向自己生命的极限挑战。张叔叔一贯主张,对待任何疾病,除了必要的手术和治疗外,更重要的还是多采取“话疗”。张叔叔在住院期间总是与周围的病友不断谈心与交流,以解除他们的思想包袱和后顾之忧,使很多病人及其家属都感到极大的宽慰,从而精神放松,心情愉快,病情好转。有些病人经张叔叔的几次“话疗”,提前出院。张叔叔不怕死,将其生命安危置之度外,并争分夺秒地与死神赛跑。就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为弘扬和振兴中华文明,他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倡议建立了墨子学会和墨子纪念馆,引起了强烈的社会轰动和反响,张叔叔因而被誉为“活着的墨子”。父亲为之振奋和自豪,并受到很大鼓舞。

张叔叔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心底善良的人只能做圣贤,不能当豪杰。”他说像我和你父亲这类人,只可努力地去做前者,但决不能去当后者。张叔叔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我心中,张叔叔除了善良正直以外,他那种顶天立地、宁断不弯的英勇气概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拼搏精神,表明他无疑是代表着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脊梁!

天有不测风云。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八年我父亲和张叔叔都相继辞世,他们几乎是一起走的,走向另一世界后又再次相聚。从生到死,张叔叔做人的优良品质以及自强不息的奉献精神,永远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今天在张叔叔逝世十周年之际,我和我的家人以无比的敬意深切地怀念敬爱的张叔叔。

(作者为山东工艺美院副研究员、山东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刘敦愿教授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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