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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知寒的博客

山东大学教授 墨家文化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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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参加革命,1948年入华东大学学习,翌年任华东空军司令部机械大队分队长,并成为中共党员。195O年因伤转业,任山东滋阳县文教助理员。1954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历尽磨难,九死一生。1962年回原籍,以医术义务为乡里服务。1978年,回母校任教。1988年离休。 1998年逝世。这是纪念张老先生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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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一)——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  

2010-06-15 14:37:46|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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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一)

——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

来源:光明日报 2010-06-03

  编者按 六十多年前,陈寅恪先生认为,两宋新儒学的产生,是我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大事因缘”。但是,何炳棣先生却认为,我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大事因缘”应该是墨者协助秦国完成统一大业,而本身却消溶于时代政治洪流之中。秦国转弱为强,人们一般都归功于商鞅变法,但事实上,应该归功于墨者的帮助。他说:“完成此篇论文之后,却不由得对墨子及其忠实信徒非讲一两句纯感情的话不可:墨者原有兼爱非攻无私救世的清补良药,竟被时代巨变无情地化为本身生命的强酸消溶剂——这是国史和人类史上值得讴歌赞叹的永恒悲剧!”

  四年前,何炳棣先生开始思索这件大事,经过大量考实之后,近日他撰写了三万多字的《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一文。5月13日下午,何先生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黄长风讲座上,为300余位清华师生讲解了这篇论文。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主持演讲,林家翘、李学勤和陈来教授分别提出了相关问题。

  本篇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即河西地在秦史上的重要意义、墨者巨子制始末考辨、献公朝墨者仕秦考实、图强运动中墨者的主要贡献和结论。由于本刊版面所限,只能刊登部分内容。如果读者朋友需要这篇论文,请来电告知,本刊可免费提供。

  演讲人:何炳棣 时间:2010年5月13日 地点: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

  何炳棣 1917年生于天津,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195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1966、1979、1997年分别获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1975—1976年荣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乃该会首位亚裔会长,也是20世纪唯一的华裔会长。1965—1987年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汤逊讲座教授,是任该职位的首位华裔史家。他长期研撰中国史,成就卓著。最近十多年,他研撰重心转到先秦思想史上一些关键性的课题。

  ■主持人语 杨振宁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请到何炳棣教授给我们做一场学术报告,这是黄长风讲座的第一讲。黄长风是当代实验物理学家,他早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后来在法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以后在美国、欧洲做了很多年工作。他一生非常严谨,没有结过婚,他的遗产差不多有一千万美元,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他捐给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所以,使我们今天能够设立黄长风讲座。

  何先生是抗战以前清华大学毕业的。他当年和今天在座的林家翘教授是同学。在抗战时期,何教授在西南联大。比我大五岁多,所以那时不太认识他。第一次看到何教授,是我们获得清华大学庚子赔款去美国留学在昆明到美国的途中。很多年以后,九十年代在台湾的一个会场,我和他都坐在台上,当我介绍到何教授时说:何教授和我是同时考取了第六届庚子赔款的留美公费生,前几天我在清华大学,看到了我的考分是68分多,何先生是73分多。这时,何教授便站起来说:不错,我比他高六分(笑声)。大家注意,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理科生考个九十几分并不困难,但文科生要考到七十多分是很困难的。所以,他总分能够比我高了将近六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事后何先生解释,他的考分是78分多,名列清华大学第六届庚子赔款的留美公费生第一名。)

  后来,何教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得到了博士学位,接着在大学做了讲座教授。今天,他被公认为用近代方法研究中国史方面的世界第一人。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宽阔,从明清人口、经济、社会史开始,后来又研究中国文化的起源,近年来又涉猎到先秦的思想和制度历史。

  我们非常高兴,今天能把何先生请回到他的母校,来做黄长风讲座的第一讲。谢谢!

  

  开场白

  解放前,说到清华精神,林家翘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不是在清华大学对我说的,而是在1965年芝加哥大学请他作一个星期的访问,他刚到,我们就在郭晓岚(1912年—2006年,美籍华人,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世界著名气象学家,大气动力学的一代宗师)家里相聚,一见面,林教授就说:“我们又有几年没见了,不管搞哪一行,要紧的是千万不要搞第二等题目——这就是清华的精神!”是的,我们不仅要有第一等的考试成绩,还要搞第一等的题目。

  这是开头的话,现在言归正题。

  两千年来,人们将秦国转弱为强都归功于商鞅变法,连荀子也持这样的看法——《荀子?议兵》四世之说。四世指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四君在位公元前361—251,共百十年。

  事实上,泰国图强运动必须上溯到孝公之父献公。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目的:笔者通过史料解读和论证认为,从献公起秦国开始转弱为强,主要应该归功于墨者的帮助。

  《史记?六国年表》:“秦灵公元年(公元前424年)生献公。”前415年灵公卒,庶长等专权,不立献公而立其叔祖简公。于是年仅九岁的献公即被流放于东邻魏国。

  为了较充分了解献公图强的决心,有必要蠡测其青少年时代及即位初期所饱受的一系列心灵上的创伤和感情上的震撼。他十六岁(公元前408年)即开始蒙受莫大的国耻与国难——祖国国防上最险要的地区竟变成魏国的西河郡。另方面,他流亡几近三十年间,目睹魏国变法的成就,这对他精神上既不无启发,更多所刺激。

  但是,他一生最大的外来冲击,莫过于即位后四年(公元前381年)所发生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连锁事件:阳城君因参加攻杀藏身于楚悼王尸体之下的吴起犯罪失国;阳城君的失国,导致墨者巨子孟胜及其弟子百八十五人的集体身殉以践墨子之义。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1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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