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张知寒的博客

山东大学教授 墨家文化传人

 
 
 

日志

 
 
关于我

1946年参加革命,1948年入华东大学学习,翌年任华东空军司令部机械大队分队长,并成为中共党员。195O年因伤转业,任山东滋阳县文教助理员。1954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历尽磨难,九死一生。1962年回原籍,以医术义务为乡里服务。1978年,回母校任教。1988年离休。 1998年逝世。这是纪念张老先生博客

网易考拉推荐

千年“绝学”的伟大“复兴”----曾繁仁  

2010-06-17 00:00:12|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千年“绝学”的伟大“复兴”
                                                                   作者:曾繁仁

 
  墨学的“现代复活”,重新成为“显学”,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意义至为重大的事件。回顾一个世纪墨学“复活”的历史行程,挖掘其中所积淀的丰厚文化珍藏,对于墨学的跨世纪发展十分必要。
  一种在先前兴盛一时的学说,在经过历史的千年沉埋之后,又重见天日,在西方仅有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学术,这就是所谓“文艺复兴”;在中国也仅有梁启超所说的墨学的“现代复活”。墨学从中古时代的几近失传到20世纪的复活再生,再至90年代墨学研究的高潮迭起,其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乾嘉至晚清:《墨子》文本的重新
  发现与整理
  所谓《墨子》文本的重新发现,是指在充分认识《墨子》一书巨大思想价值的前提下,对该书所进行的校注和识读,校墨、注墨、读墨和解墨,从清中叶开始,好像突然形成一种颇具声势的文化运动,这一运动所结出的最大果实,就是孙诒让的《墨子间诂》。
  儒学独断地位的削弱,是《墨子》文本重获世人注意的历史前提。以“非儒”著称的墨学,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实施之后销声匿迹,实在是势所必至。后来,当《孟子》成为“四书”之一,被朝廷规定为科举入仕的标准教本而为读书识字者朝夕诵习时,被孟子骂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墨子,几近陷入万劫不复、无人问津的地步。这一局面在明代有了很大改观,明末,大胆的李贽竟然敢于斥孟崇墨。这与当时在新的经济因素背景之下出现的新的文化思潮、西方文化的传入以及这一时期出现的“六经皆史”等议论有极大关系。把经学还原为史学、把儒学还原为子学倾向在明代的出现,说明传统意识形态内部,正处于变革的前夜。而继之而来的有清三百年,学术文化领域的总趋势,是儒学的逐步陆沉与边缘化,子学渐渐走向繁盛,而墨子则从历史深处的漫漫长夜中浮出地面,到了晚清,这一趋势更加强化和明朗。
  在墨子文本的发现与整理史上,明末清初的傅山有荜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他的《墨经·大取篇释义》,开后来乾嘉子学研究的先河,也为四百年来的《墨辩》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墨学研究的真正复兴,开始于乾嘉盛世。被称为“名教罪人”的“墨者汪中”,是这一时期,也是整个墨学史上全面校勘《墨子》全书的第一人,但他的呕心沥血之作《校陆稳刊本墨子》惜已失传。虽然如此,但其历史价值依然不可忽视:汪中不仅是整理《墨子》全书的第一人,也是针对孟子对墨子的诋毁,试图为墨子全面“翻案”的第一人。汪中之后或同时,系统为《墨子》作注的是当时的大儒、《续资治通鉴》的作者毕沅及其助手卢文、孙星衍等人。毕沅的《墨子校注》十六卷是留传下来的最早的《墨子》注本。在疏通全书疑难字句之外,毕沅为最终顺利解读《墨辩》作出的一个决定性贡献是:发现了《墨辩》原始文本的写法,从而推动了对《墨辩》错简的整理。在《墨子》错简的整理上,苏时学的《墨子刊误》一书作出了一定贡献,其书“正讹误,改错简”,使《墨子》书中许多疑滞之处,“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这一时期随着西学东渐,还使中国学者能够首次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重新审视墨学。邹伯奇的贡献就是一例。他在1845年撰写的《学计一得》中明确指出:“《墨子·经上》云‘圆,一中同长也。’即几何言圆面惟一心,圆界距心皆等之意。”此类发现不仅是墨学研究史上破天荒的事件,而且对后来墨家自然科学内容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而这一时期整理、校注《墨子》文本的集大成之作,则是晚清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孙氏此书的衡估最为得当:“孙仲容(诒让)‘覃思十年’,集诸家说,断以己所心得,成《墨子间诂》十四卷;……俞荫甫(樾)序之。谓其‘……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诚哉然也!大抵毕注仅据善本雠正,略释古训;苏氏始大胆刊正错简;仲容则诸法并用,识胆两皆绝伦,故能成此不朽之作。……其《附录》及《后语》,考订流别,精密宏括,尤为后来读子书者所未有。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异之。”可以说,经过150多年的努力,在孙诒让手中,被尘埋了近2000年的《墨子》文本的本来面目已基本上“厘然复其旧观”、“尽还旧观”。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墨子》文本的重新发现”。
  二、民初至五四时期:《墨子》价值的
  重新发现与诠释
  清初至乾嘉,众多学者之所以争相治墨学,主要是出于对墨学的价值重估。其实,国人对墨学价值与意义的真正发现与体认,是从西学传入中国之后的晚清开始的。在“西学”特别是其中的自然科学的映照下,墨学的价值与意义,特别是从未有人读懂过的“墨经”的价值与意义显示出来了。
  这一时期,人们对“墨学之深义”有一系列发现,其中堪称重大发现者有以下三端:其一,墨学的平民性质的发现。这是包括汪中、毕沅、孙诒让等在内的囿于士大夫立场的清儒们所无法企及的,这一点只有到“五四”时期“劳工神圣”的口号和马克思的阶级学说流行之后才能被人们发掘出来。从梁启超到方授楚,都为这一发现做出了贡献。现在看来,墨子的理想、要求和愿望,是对下层百姓、庶人贱民、“农与工肆之人”,即弱势者、被压迫被剥削者等劳苦大众的理想、要求和愿望的集中的古典表达。准此而言,墨学平民性质的发现,是迄今为止最具有革命意义,能全面刷新对墨学认识的发现。其二,墨学的科学价值的发现。这也是在传统的知识框架和学术天地里所无法想像的。在2000多年前的《墨子》一书中,人们竟然能看到埋藏着如此之多、如此之深刻的数学、几何学、光学、力学、物理学、天体学等“西学”即自然科学的重要内容,这不能不令中国知识界感到无比欣慰,也改变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品格的判断:中国传统文化在源头上不仅具有人文品格,也具有科学品格。这种科学品格在后来的丧失,是历史上中华民族所遭遇的少数巨大不幸之一。其三,墨学的逻辑内容的发现。这一发现与墨学的科学内容的发现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如果说科学内容的发现主要是指光学、力学等科学知识的发现的话,那末,这里所说的逻辑内容的发现则主要是指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发现。梁启超最先在墨子的背后看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身影,在《墨辩》中掘发出“三段论”那样的从公设出发的推理过程。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则借助西方的科学方法全面而深入地诠释出《墨辩》的逻辑学意义,从而奠定了墨子在世界逻辑学史上的地位。上述三大发现表明,民初的墨学,适应时代的需要,已从以校注为主的考据之学转变为以诠释为主的义理之学。
  三、30至60年代:墨学研究的全面
  展开与成就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进步使墨学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的学术界此时已经走出了“五四”时期的开辟草创阶段,与世界学术大势接轨的现代学术范型基本形成。受这种学风的范导,墨学研究也呈现出一种清新的气象:研究在更大范围内、更多的学理层面上展开了,乾嘉汉学考据与微言大义解读等不同的学术路数分途推进,《墨子》一书中的政治学、伦理学、科学、逻辑学、军事学等广泛内容都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研究,围绕着墨辩逻辑与墨子国籍的论战此起彼伏,墨学的出版物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这种墨学研究上的全面繁荣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而在一些领域里(如《墨经》研究)一直持续到6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墨学研究的主要创获具体说来有以下诸端:
  在《墨子间诂》的基础上,对《墨子》文本的朴学工作仍在继续。《墨子间诂》,上接千年,下推百世,承前启后,功德无量。但是,《间诂》一书并未一举解决所有问题,而遗留下相当多的空白,而且当时认为已被解决的一些问题其实仍包含着错误。这样,前修未逮,后学踵继,一时注家蜂起。《墨子间诂校勘》(杨嘉,1921)、《墨子间诂笺》(张纯一,1922)、《墨子集释》(张纯一,1931)、《定本墨子间诂校补》(李笠,1922)、《续墨子间诂》(刘昶,1925)、《墨子刊误》(陈柱,1926)、《墨子新笺》(高亨,1961)、《墨子举正》(孙人和,1930)、《墨子新证》(于省吾,1938)、《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岑仲勉,1948)、《墨子校注》(吴毓江,1944)、《墨子校释商兑》(王焕镳,1986)等著作,纷纷问世。其中,张纯一的《墨子集释》和吴毓江的《墨子校注》,被认为是1949年前发现最多的两部书,吴著尤被称许为“孙诒让以后最完备的《墨子》注本”;岑仲勉的《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在专家看来亦属于填补空白之作,而王焕镳的《墨子校释商兑》,则直接匡正《墨子间诂》140多条疏略失误之处,成就空前。
  继梁启超之后,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理来诠释、开掘《墨子》意义的工作向纵深拓展。民初至五四时期,中国墨学史上成就、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他的《子墨子学说》、《墨子之论理学》、《墨子学案》和《墨经校释》,以“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魔力,把《墨子》一书的要义普及于国中,尤其是他首次采用西方现代学术分类方法,从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和伦理学诸方面对《墨子》学说的初次阐释,别开生面,影响至巨。沿着梁启超开辟的这一学术理路继续前进,是三四十年代墨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墨子政治哲学》(陈顾远,1922)、《儒墨之异同》(王桐龄,1922)、《墨子分科》(张纯一,1923)、《墨子哲学》(郎擎霄,1924)、《墨子学说》(胡韫玉,1924)、《墨学十论》(陈柱,1926)、《杨墨哲学》(蒋维乔,1927)等,均是这一方向上的重要著作。而《墨学源流》(方授楚,1936)一书,最为出色,“为三十年代墨学研究著作中资料最丰富、论述最详密的一种”。在梁启超的基础上,该书更从容、更深入地展开解说了“墨学之渊源”、“墨子学说之体系”、“墨子之根本精神”、“墨子之政治思想”、“墨子之经济学说”、“墨子之宗教信仰”、墨子之“知识论与辩学”和墨子之“实用科学”。其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作者对墨子学说平民立场的有力论证。与方授楚相反,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对墨学予以彻底否定,认为墨子是代当时的王公大人立言。此一看法,在现代墨学史上另起一波。
  《墨辩》复兴是近代墨学复兴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梁启超和胡适起了关键的作用。《墨经校释》与《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可以说是《墨辩》复兴史上的两座里程碑。这两位学界领袖登高一呼,应者云从,遂使《墨辩》研究成为二三十年代之后《墨子》研究的中心议题,导致“附庸蔚成大国”墨学格局的出现。《墨辩》研究集中反映了2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整个墨子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和所获致的成就。《墨辩解故》(伍非百,1923)、《墨子大取篇释义》(张之锐,1923)、《墨经新释》(邓高镜,1931)、《墨经通解》(张其煌,1931)、《先秦辩学史》(郭湛波,1932)、《墨辩讨论》(栾调甫,1926)、《墨辩新注》(鲁大东,1933)、《墨经哲学》(杨宽,1942)、《墨子辩经讲疏》(顾实,1936)、《墨家的形式逻辑》(詹剑峰,1956)、《墨子研究论文集》(栾调甫,1957)、《墨辩发微》(谭戒甫,1958)、《墨经校诠》(高亨,1958)、《墨辩的逻辑科学思想分析》(汪奠基,1961)等著作,是梁启超、胡适之后有代表性的成果。其中,栾调甫有关墨经的部分见解被梁启超誉为“石破天惊”的“发明”,并引起一场墨经论战;伍非百的《墨辩解诂》被认为“是对中国逻辑史的巨大贡献”;谭戒甫的《墨辩发微》甚受学术界重视;而高亨先生的《墨经校诠》在专家看来,则是“近几十年来研究墨经最有成就的书”,是孙诒让之后的“第二个集大成者”。
  1949年后,墨经研究在墨学领域之所以一枝独秀,原因非常复杂,这和墨经研究属纯学术问题、知识论问题,基本不涉及当时比较敏感的阶级定位和社会政治评价问题有关,所以承二三十年代的讨论余绪,持续下来。但到“文革”突发,从清末开始“复活”了近一个世纪的墨学遂整体上陷入十多年的沉寂之中。此前的50年代惟一的一部全面研究墨学的专书是任继愈先生的《墨子》。此书虽仅为墨子生平思想之简介,但仍具有独特价值,仅书中对墨子生平之考辨即足以成一家之言。后来任先生对墨学研究的许多指导性见解,亦由本书引发。
  四、80至90年代:墨学研究的重新
  启动与深化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大陆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学术的春天,墨学研究也在这种春天的阳光雨露滋润之下,重又走向全面繁荣的新时期。墨学研究的这个新时期,大体上可划分为80年代和90年代前后两个段落。
  前一个10年,从最基本的趋势看,学界对墨学的探讨,仍然延续了30年代以来的学术传统:将更多的精力、注意力倾注在对墨经的考索上,而对墨学其他层面的研究相对薄弱。而且,这时的墨学研究远未引起学界的关注,更未引起社会的关注。即将过去的后一个10年,其大势则又是儒学的强劲上扬与墨学的二次复活齐头并进。尽管上述背景限制了80年代墨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但由于长期的学术积累,学术界在墨经研究上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沈有鼎在《墨经的逻辑学》(1982)一书中,以其逻辑学大家的眼光,对《墨经》的特点、价值作了独到精深的阐发,所附“一少于二而多于五”论,更是发2000年墨学所未发。此外,陈梦麟的《墨辩逻辑学》(1983)、方孝博的《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1983)、杨向奎先生的《墨经数理研究》(1993)、谭戒甫的《墨经分类译注》(1981)、周云之的《墨经校勘、注释、今译及研究——墨经逻辑学》(1992)和姜宝昌的《墨经训释》(1993)等著作,共同把对墨经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特别是一批有理工专业背景的学者,更把对墨经中所蓄含的自然科学成果的开掘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杨向奎先生可以说是这批学者中的卓越代表。先生既是历史学家、思想史专家,又有深厚的经学、小学功底,还有对理论物理学的深入钻研,这些别人所不同时具备的优势的组合,使得先生的《墨经数理研究》在许多方面能独步一时。
  即将过去的90年代,是墨学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短短的10年内,可以说有许多大事值得永远载入未来的墨学编年史中。这些大事的起点,是对墨子具体出生地望的考定;接着是1990年山东大学与滕州市政府联合组建的“墨子研究中心”的成立;此后则是“中国墨子学会”和“墨子基金会”的创设。在这些机构的运作下,中外学者得以汇聚一堂,使得首届墨学研讨会成为中国墨学研究史上的划时代重大事件。加上本次会议,我们在10年之内连续召开了5次大型国际和国内墨学研讨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和学术反响。4辑《墨子研究论丛》的相继出版,尤其值得我们大书特书。“墨子纪念馆”的建筑落成,更给我们的墨子研究的进行提供了依托。上述这些共同创造了墨学研究的10年辉煌!
  近10年来的墨学研究成果,有着以下值得注意的特点:首先,概括性、通论性和全面性的大型研究著述集中出现,这批成果多是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既具通识又不乏专精。其中,孙中原先生的《墨学通论》(1993),以对墨子论述的系统性和对墨家逻辑分析的深刻性为人称道,此书对墨家军事理论的清理也付出了许多辛劳。谭家健先生的《墨子研究》(1995),规模宏大,被认为是“这类著作中成就最卓著的一部”,该书前10多章的最后一节,都是关于墨子学说与先秦诸子及后世思想家相关论述的比较,学术价值甚高,而本书所汇集的古今中外墨家研究资料非常详备。杨俊光先生的《墨子新论》(1992),也是这一方面的引人注目之作,被专家推许为“是目前对墨子作比较全面细致论述的专著”,此书对二三十年代墨学诸说的驳辩,深入而周详,值得参考。水渭松先生的《墨子导读》(1991)不仅对普及墨学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诸多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提出了独到深刻的见解。秦彦士先生的《墨子新论》(1994),别出蹊径,较多触及了一些前人、时人很少提出的问题,结论精湛,具有较高的信息含量。
  更加突出地挖掘、阐发、诠释、强调墨学的现代价值,构成近10年墨学研究的又一个特点。在先秦诸子中,最具有入世精神、救世情怀的是墨子、墨家。反战争、反特权、反等级、反腐败、倡和平、主兼爱、尚廉洁、贵平等、重生产,是墨子思想中带有永恒价值和普世价值的部分。把这些具有永恒和普世价值的思想开发出来,诠释出来,解读出来,无论对于“拜金主义”现象抬头的当下中国,还是对于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当下世界,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我们欣慰地看到,近10年来,有许许多多的学者在做这种传统资源的开发和转换工作。《墨子研究论丛》前3辑,共收学术论文145篇,其中,直接阐释墨学的现代价值或以致用为宗旨的论文占一半左右,而以《贵义、兼爱与企业最高目标》为代表的一批论文,把墨子的古典价值观念诠释为当代工商社会的管理操作准则,相当成功。在从事“传统的现代转换”方面,我们认为“墨学与当今世界丛书”(张知寒主编,1997)和《墨学与现代文化》(孙中原主编,1998)一书堪称典范。前者尤值得注意。这套丛书共10本,囊括了墨学的方方面面,而且与当代社会需要全面对应。作者们既有对墨学本身的准确把握,也有对现代社会的深刻理解,真正做到了古今呼应。可以说,这是一套淋漓尽致地展现墨学现代价值的精彩之作。
  近10年墨学研究的第三个特点,是与海外墨学专家的对话与交流大大加强。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视角,海外的墨学专家们提供了他们对墨子的独特观察与心得,发现了一些从未发现的思想,提出了一些从未提出过的问题,极大地丰富和推动了大陆的墨学研究。在这些海外学人中,美国的李绍昆教授被誉为“近30年来在美国研究墨子最有成就”的学者,台湾的王赞源教授以他专深精到的《墨子》(1996)一书为广大的墨学同道所知。另外,台湾李渔叔、史墨卿等教授的墨学成果亦为大陆学者所重,而严灵峰先生编辑的《墨子集成》(1975),则属巨型的墨学文库,为人们从事墨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0世纪的墨学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其中最深刻的启示是:任何理论思想的价值都是由其本身的内涵与时代的需要两个方面的互动决定的。墨学之所以会在20世纪由“绝学”走向复兴,是由其自身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与20世纪科学与民主成为时代主旋律这一现实决定的。在未来的21世纪,墨学肯定将以其自身独有的价值在新的时代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辉。
  我们认为:墨子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最集中、最系统反映下层劳动人民利益的伟大的平民思想家,墨子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完全站在弱国小国立场上提出了一系列反战理论与防御战略的伟大军事家,墨子也是世界历史上足以同古希腊诸多科学家比肩的第一个东亚的伟大科学家。这三个“第一”既决定了墨子与墨学的历史价值,也决定了它的当代价值。
  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有着无限美好光明的前景,将逐渐走向以信息科学为标志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将极大改善,生活质量也将全面提高。但人类社会也将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环境问题、贫穷问题、精神危机问题、人口膨胀问题、强权政治问题等等,都威胁着人类。而世界的两极分化,强权政治的发展,贫穷与战争的蔓延,使广大第三世界弱国、小国的贫苦人民存在着基本人权与生存权被威胁的问题尤为突出。这就使未来21世纪弱国贫苦人民为争取基本人权与生存权,抗击强权政治,争取民族复兴与强大的斗争将成为时代的旋律之一。在这样的形势下,墨学就显现出了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诸多西方学者曾预言未来的21世纪人类将从东方儒学中寻求拯救人类的药方。事实上,这里应该把儒学扩大为东方传统文化,其中主要包含儒、道、墨的互补,这样才能为人类社会的前行贡献东方特有的智慧财富。而墨学在这种互补中更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意义。这也就为新世纪墨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第一,墨子的“兼爱”思想,对新时代第三世界人民争取基本人权与生存权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第二,墨子的“非攻”理论,是广大弱国抗击强权政治的有力武器。
  第三,墨子的“非命”理论成为中华民族在新时期自强不息,争取伟大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
  第四,墨子的科学思想成为新时期增强民族自信心,发展科技,贯彻“科教兴国”方针的精神基础。
  另外,墨子的“节用”思想表现出的艰苦奋斗精神,“尚贤”思想中提出的“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的用人之道等等均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掘借鉴。
  当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墨子毕竟是2000多年前的古人,不可避免地有其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他的平民意识仍然反映的是小生产者的要求,而所谓“兼爱”也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其科技思想与军事思想也都是人类社会早期成果,带有诸多草创的痕迹。因此,对墨学也需要批判地继承,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
  (摘自《文史哲》1999年第6期。 
   原文约18000字)   

  评论这张
 
阅读(85)|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