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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知寒的博客

山东大学教授 墨家文化传人

 
 
 

日志

 
 
关于我

1946年参加革命,1948年入华东大学学习,翌年任华东空军司令部机械大队分队长,并成为中共党员。195O年因伤转业,任山东滋阳县文教助理员。1954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历尽磨难,九死一生。1962年回原籍,以医术义务为乡里服务。1978年,回母校任教。1988年离休。 1998年逝世。这是纪念张老先生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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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之“墨子,鲁人”,作者:姜宝昌  

2011-01-23 18:27:14|  分类: 墨子里籍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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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墨子网 www.chinamozi.net 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姜宝昌


 

作为我国先秦时期的伟大哲人,墨子同其他哲人一样,记入太史公书。不过,司马迁仅用“盖墨翟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这样二十四字述其人事于《孟子荀卿列传》中。太史公称其为“宋大夫”,未明言其为宋人

朝廷命官,精经学、地理学、考据学等。官位炫人,学识淹博。沅之考论,不由人不信从。于是,乾隆四十五年进士、博山县知县又精于经学、金石学、方志学等的武亿在《授堂文钞?跋墨子》中亦谓:“《汉书?艺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子,名翟,鲁人也。’鲁即鲁阳,春秋时属楚。古人于地名两字,或单举一字,是其例也。”从此有所谓“东汉学者高诱《吕氏春秋注》、清代考据学家毕沅《墨子注》和武亿《跋墨子》均持墨子为鲁山人”之说。清末民初,经学家、文字学家孙诒让著《墨子间诂》,以大学者之良心,坚称“以本书考之,似当以鲁人为是。《贵义篇》云‘墨子自鲁即齐。’又《鲁问篇》云:‘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吕氏春秋?爱类篇》云‘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并墨子为鲁人之确证。毕沅、武亿以鲁为鲁阳,则是楚邑。考古书无言墨子为楚人者。《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之贤圣人’,则非楚人明矣。毕、武说殊谬。”1982年,刘蔚华教授发表《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一文,反称“孙诒让的考证……还不能推翻毕沅的结论,即墨子是鲁阳人”,认为“‘自鲁即齐’理解为从鲁国或鲁阳到齐国,都可以。‘南游于楚’,去见楚惠王,也可以作两种理解。‘北之齐’理解为由鲁国去齐国比较合适,但理解为由鲁阳远道北上,也未尚不可。”认为“止楚攻宋一事,《吕氏春秋》说墨子‘自鲁往’,而《墨子?公输》却说‘起于齐’。墨子无论从鲁国或是齐国出发,迢迢二、三千里,……在当时落后的交通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如果理解为从鲁阳出发,过鲁关,经方城,再奔郢都,路程仅为鲁国至郢的三分之一,倒是很有可能的。”认为“唯一不利于‘鲁阳说’的一条材料,是余知古《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向楚惠王说墨子‘北方贤圣人’。如果墨子是鲁阳人,鲁阳文君就不会说他是北方贤圣人了。……其实,这是形式上的推论。如果从历史联系考察问题,就会得出另外的结论。”下面引出西鲁、东鲁的话题,并举《诗?鲁颂?閟宫》为证。其诗云:
王曰叔父,  (译文)  成王说:“叔父(周公),
建尔元子,            封立你的长子(伯禽),
俾侯于鲁。            使他成了鲁侯(初封)。
大启尔宇,            开拓你的封疆,
为周室辅。            做好王室的辅助。”
乃命鲁公,            王又授命鲁公(再封),
俾侯于东。            去做东地的诸侯。
……                  ……
天赐公纯嘏,          天赐予了鲁公宏福,
眉寿保鲁。            永远保有鲁的封域。  
居常与许,            曾居住南常与西许,
复周公之宇。          要恢复周公的封地。
……                  ……
徂来之松,            (如同)徂徕山的苍柏,
新甫之柏。            (也像)新甫山的翠柏。
……                  ……

刘教授解“俾侯于鲁”为初封于鲁阳(西鲁),“乃命鲁公”为再封于曲阜(东鲁),而解“(居)常与许”即“南常”与“西许”,“南常”在今山东微山湖东,“西许”正好在鲁阳地。最后,解“徂徕”(之松)山在泰山近侧,“新甫”(之柏)山也在鲁阳地区,位于今河南省南阳城西。认为“史诗反复地把河南之鲁与山东之鲁联系起来,反映了历史实际。周公东征后,把商奄改称为鲁,实是初封于鲁山在名称的沿用。”
笔者认为,刘教授引出西鲁、东鲁的话题,显然是在阿附毕沅、武亿。如果过细地阅读《吕氏春秋》高诱注,自会得出如下的结论:毕沅误读了高诱注,武亿盲从之,刘教授阿附之,才生出上述一段学术公案来。以下请道其详。

一、正论—高诱于篇中已自有解

《吕氏春秋?当染篇》“墨子见染素丝而叹。”(高诱注:“墨子,名翟,鲁人。作书七十二篇。”)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以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而以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以不慎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夏桀染于干辛、歧踵戎,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周厉王染于虢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戮)。……非独国有染也。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於天子。(高诱注:惠公,鲁孝公之子,隐公之父。)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高诱注:“止,留也。”)其后在於鲁,墨子学焉。(高诱注:“其后,史角之后也。亦染墨翟。”)这里高诱前注文“墨子,鲁人”之“鲁”,即后注文“惠公,鲁孝公之子,(鲁)隐公之父”之“鲁”,亦即吕不韦原文“鲁惠公”之“鲁”。换言之,高诱后注文“(鲁)惠公,鲁孝公之子,(鲁)隐公之父”之“鲁”,应视为其前注文“墨子,鲁人”之“鲁”之注脚。铁案如山,不容置疑。因为这既是注释与注释对同一名谓内涵之一致性要求所使然,也是注释与原文对同一名谓内涵之一致性要求所使然。——此同篇注文之例也。又,《乐成篇》:“孔子始用于鲁,鲁人鷖诵之曰:“麛裘而韠,投之无戾;韠而麛裘,投之无邮。”这里,诵者“鷖”之为“鲁(孔子所在之国)人”,可视为《当染篇》高诱注文“墨子,鲁人”之“鲁人”之注脚。——此异篇注文之例也。试想,设若高诱注“墨子,鲁人”之“鲁”指谓西鲁即鲁阳(鲁县),作为《战国策》、《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书的大注疏家,他能不另予注释,坐令西鲁、东鲁纠缭不清吗!

 二、反证——高诱下注通例考察

通观《吕氏春秋》全书注释,不难看出,高诱下注,凡属春秋战国时人名,必先出现其国别(如:周、秦、楚、宋、齐、卫、鲁等),明具体地望者次以具体地望,不明者,从阙。又次以世族(或师承)、官职(或职业)、事迹等。今分类表而出之。
(一)国别+地望
如:《当染》:“越王染于范蠡、大夫种。”
高诱注:“范蠡,楚三户人也,字少伯。”又“大夫种,姓文氏,字禽,楚之郢人。”
    (二)国别+地望+事迹
    如:《必已》:“庄子行于山中,见木甚长大,枝叶盛茂。”
高诱注:“庄子,名周,宋之蒙人。轻天下,细万物。其术尚虚无。著书五十二篇,名之曰《庄子》。”
(三)国别+世族(或师承)
    如:《当染》“吴王阖庐染于伍员、文之仪”
    高诱注:“阖庐,吴王夷眜之子,名光。”
    《尊师》:“索卢索,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釐。”
    高诱注:“禽滑釐,墨子弟子 。”
    (四)国别+官职(或职业)
    如:《尊师》:“秦穆公师百里奚、公孙枝。”
    高诱注:“百里奚,故虞官也。”
    《重己》:“使乌获疾引牛尾。”
高诱注:“乌获,秦武王力士也,能举千钧。”
(五)国别+世族+官职
    如:《去私》:“祁黄羊对曰:‘解狐可’。”
    高诱注:“祁黄羊,祁奚之子,晋大夫。”
    《情欲》:“皆以孙叔敖之遇庄王为幸。”
    高诱注:“孙叔敖,薳贾之子,楚令尹。”
    (六)国别+事迹(或只出国别)
    如:《简选》:“王子庆忌、陈年犹欲剑之利也。”
    高诱注:“陈年,齐人,勇捷有力也。”
    《长见》:“吴起治西河之外。”
    高诱注:“吴起,卫人。为魏将,善用兵,故能治西河之外。”
    《听言》:“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
    高诱注:“白圭,周人也。”
    《谕大》:“杜赫说周昭文君以安天下。”
    高诱注:“杜赫,周人,杜伯之后。”
    《本味》:“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
    高诱注:“伯,姓;牙,名,或作雅。钟,氏;期,名。子,皆通称。悉楚人也。”
    《首时》:“墨者有田鸠,欲见秦惠王。”
    高诱注:“田鸠,齐人,学墨子术。”
  《必已》:“牛缺居上地,大儒也。”
  高诱注:“牛,姓也;缺,其名。秦人也。”
  《权勋》:“达子又帅其馀卒。”
    高诱注:“达子,齐人也。”
  《正名》:“此公玉丹之所以见信而卓齿之所以见任也。”
  高诱注:“卓齿,楚人也。亦齐湣王臣。”
  《不二》:“孙膑贵势。”
  高诱注:“孙膑,楚人,为齐臣。”
  《执一》:“吴起谓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
  高诱注:“吴起,卫人,为楚将。又相魏,为西河太守。”
  《淫辞》:“惠子为魏惠王为法。”
  高诱注:“惠子,惠施,宋人,仕魏,为惠王相也。”
  《用民》:“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
  高诱注:“吴起,卫人,为楚将。”
  《直谏》:“使宁戚毋忘其饭牛而居于车下。”
    高诱注:“宁戚,卫人。为商旅于齐郭门之外。”
  《慎小》:“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
  高诱注:“吴起,卫人也。为魏武侯西河守。”
  《士容》:“客有田骈者。”
  高诱注:“田骈,齐人也。作道书二十五篇。”

上述六类中,第六类与《当染》、《慎大览》注“墨子,鲁人”情况相似,惟其相似,所以笔者对其做了穷尽式的排查。此类与第三、第四、五类均属不明具体地望者。而其国别无非周、秦、楚、宋、齐、卫与鲁而已。统六类以观,高诱于春秋战国人名下注,第一项必出国别,如明具体地望,其出必在第二项,断无出具体地望而置于第一项之理。换言之,有独出国别为第一项者,亦有既出国别又出具体地望分别为第一、第二项者,决无独出具体地望于第一项者。春秋战国时,西鲁之鲁阳,乃鲁县,已非鲁国,例不当入国别之列。由是以证,《当染》、《慎大览》两篇之高诱注“墨子,鲁人”之“鲁”必东鲁无疑。

行笔至此,不能不提一下,有人可能说,《鲁问》篇中,墨子与鲁阳文君对话中有“鲁”、“都”、“四境”、“寡人”之称,岂不宛如一个国君吗?让我们来看一下原文。《鲁问》:“鲁阳文君将攻郑,子墨子闻而止之,谓鲁阳文君曰:‘今使鲁四境之内大都攻小都,大家伐小家,……则何若?’鲁阳文君曰‘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则寡人必将厚罚之。’”这里,请注意假令助词“今”、“使”之用。两人所言之事除“鲁阳文君将攻郑”以外,皆系假令之辞。假者,目下未实之词也。时在春秋战国,鲁只能是一县,不再为一国。因为鲁阳文君乃楚平王之孙、司马子期之子。(见《淮南子?览冥训》“鲁阳文君与韩构难”高诱注)他是楚惠王的封疆大吏,为楚国藩屏北边之邑鲁(县),其称孤道寡,“宛如一个国君”,而并非一个国君!觊觎九鼎,北掠中原的野心时或有之,“将攻郑”属意料中事,但这不能成为鲁非一县而为一国的理由!

至于《閟宫》诗,我们认为,“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五句乃武王或成王封周公姬旦前对他所说的话,而“乃命鲁公,俾侯于东”两句则是下发王诏,册命姬旦为东方鲁公。前后诗句说的是同一件事,这里不存在什么“初封”、“再封”的问题。至于“天赐公纯嘏,眉寿保鲁。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徂来之松,新甫之柏”中的常,当即堂阜。《国语?齐语》:“管子曰:‘以鲁为主,反其侵地堂、濳。”“堂、濳”,《管子》作“常、濳。”堂阜,地当今山东蒙阴县西北三十里。许,即许田,在今山东临沂西北五十里。常(堂)、许原皆鲁地,后常为齐所侵,许为郑以祊所换。史诗说,常与许后复还鲁,恢复鲁公昔日疆域。许不在鲁阳地区。徂来(徕),山名,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南四十里。新甫,山名,在今山东新泰市西北四十里,又名宫山,小泰山。新甫也不在鲁阳地区。(参高亨《诗经新注》)。想必刘教授为牵合周初封鲁先鲁阳后曲阜之事,强解史诗《閟宫》,以造成西鲁(鲁阳)与东鲁(曲阜)同为国名的先入之见。即使我们认可周初鲁有二封之事(此事未见于《史记》),那么西鲁之鲁阳迨至春秋战国时代早已降为楚邑之县。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所载墨子事迹时,当然只能针对春秋战国时代行政区划的实际情形,而不必舍春秋战国的实际而去上觅早己为人忘却的西周初年的历史陈迹!

三、旁证——《墨子》用词所含之信息

《墨子》一书用词考究。一词既出,必力求表意贴切,否则易字,甚至另造新字。单就“转徙”义之词而言,数多而义异。如《贵义》“自鲁即齐”之“即”,“南游于楚”之“游”,“南游使卫”之“使”,“北之齐”之“之”,《公输》“自鲁往”之“往”,“归而过宋”之“归”、“过”等等,往往寓有深意。“归而过宋”,明墨子非宋人。“南游于楚”,谓游宦于楚。“南游使卫”,谓南行游宦而出使于卫。“北之齐”,谓北向适齐,路程或不远。“自鲁往”,谓从鲁启程南往,路程或甚远。兹不具论。而“自鲁即齐”谓自鲁国就近赴齐国。愿深考之。即,金文作 ,从 从 , ,食器; ,人。会人就食器(进食)之意。《说文》“即,即食也。”《说文通训定声》:“即,就食也。”引申为凡就。如《诗?卫风?氓》:“非来贸丝,来即我谋。”郑玄笺:“即,就也。”再引申为尼。如《尔雅?释诂下》:“即,尼也。”郝懿行义疏:“即者,就之尼也。”再引申为近、就进。如《公羊传?宣公元年》:“古之道不即人心。”何休注:“即,近也。”又《尔雅?释诂下》:“即,尼也。”邵晋涵正义:“即,言近就也。”《贵义》“自鲁即齐”之“即”正为“近就”义,墨子自鲁就近赴齐,谓鲁、齐相距未远也。换言之,此“鲁”为“鲁卫”之“鲁”,而非“鲁阳”之“鲁”!                                                                                         

总括言之,虽西周之初或有鲁易封即所谓“西鲁”、“东鲁”之说,然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之“墨子,鲁人”,其正确涵义为:墨子为东鲁(鲁国)人而非西鲁(鲁县、鲁阳)人。此铁定不移之论。在未见文籍或出土物明确记载之当今,纠毕沅之误读,只能利用高诱注文作为内证,舍此更无他途。

余说  

二十多年前,山东大学历史系张知寒教授先后发表五篇论文,考证“墨子的里籍应在今山东省滕州境内”。此论已经得到匡亚明、任继愈、杨向奎、张岱年、季羡林诸先生的首肯。任先生题写“墨子故里”碑,杨先生题写“墨子诞生地”碑,可谓学界盛事。张先生论证的基础是墨子为鲁国人,即东鲁人。对此,张先生未着一墨,揣其初衷,无非认为此属确然,不须词费。殊不知,持异论者正以“墨子,鲁国人”之鲁并非东鲁而为西鲁,即以约三百年前毕沅误读、武亿盲从而今刘蔚华阿附之旧说说事。

 笔者颇不以为然,乃复就毕说之缘起,细读《吕氏春秋》及高诱注,终于寻得毕氏误读高诱注之证据,于是取正证、反证、旁证三事缀而成文(其实仅正证一事足可纠毕说之谬),请教于诸位前辈及同好。至于鲁阳有若干墨子及其学派的传说和遗迹,也不难理解。因为墨子数至鲁阳,且与鲁阳文君过从较深,更不必说据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考证,墨子或逝于鲁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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